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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近代史一定层面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探索救国救民的过程：从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到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历史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共产党的天下歌颂共产党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其实，说中国近现代史，也回避不了中国国民党。从兴中会（1894）----同盟会（1905）----国民党（1912）---中华革命党（1914）----中国国民党（1919）---至今，国民党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它是孙中山与许多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建立的革命政党，为中华民族建立过四大功绩：
一、 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扫除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平定了各路封建军阀，试图重建国家统一。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承担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战略任务，不投降不妥协，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退守台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振兴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功不可没。使台湾亚洲四小龙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使一般人形成了思维定势：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国民党坏、蒋介石头长疮脚流浓，1975年蒋介石去世，人民日报用一小块字报到，题目是“蒋介石死了”，好像大快人心。
中学历史课，我对教材和老师讲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好像蒋介石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镇压共产党不择手段，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改革开放以来，近现代史研究与教育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在国共关系史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个角度，即站在中共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叫共国关系史研究更准确。
最近几个月，我认真研读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国共关系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新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这是很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它最大的特点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同样的历时背景和平台上进行研究，理清了过去一些过往事件的纠葛。
作者曾说“各种各样的国共关系史的书中，我认为没有回答国共关系中的很多问题，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新的角度，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从国民党的角度了解国民党当年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是怎么想的，以及实际上是怎么做的。”要理解国民党是怎么想的，就要换位思考，就要看大量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
然而，研究国共关系史，比较大的缺陷就是国民党的史料比较欠缺，因为过去国民党是作为一个正统的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打交道，很多情况下，他不把共产党当做对手，决定政策的过程基本上淹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中，这些会议本身又没有记录。中共是一个小党，和国民党打交道在很多不同的阶段是唯一的问题，它会用大量的会议记录讨论这个事情，因此保留的史料相对比较多。为此1995年之后杨教授去台湾5、6次，最长的去了半年，去那边讲学，去台湾的国史馆、党史馆和其它图书馆等，查找国民党方面的可能涉及到和共产党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史料。这才有了这本洋洋洒洒七十万字的巨著。中国国民党史丛书的主编杨天石评价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利用的资料没有任何其他的学者能够达到。像杨奎松这样，运用那么多高层甚至是不能公开阅览的资料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本书举世无双。”
正因为杨教授拥有十分丰富的史料并且换个角度看历史，所以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 看了这本书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颠覆性认识。
比如“中山舰事件”，书中第128页写到：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为配合这一行动，免生变故，他暂时拘押担任卫戍广州任务的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但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
具体就“三二0”事件本身而言，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蒋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
再比如一个细节：1924年春天，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却爆发了第一场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途的问题。书中第43写道“5月31日苏联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中共当时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支持苏联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认为外蒙古人民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强烈不满苏联一面支持广州政府，一面却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不满苏联继续在外蒙古驻兵和享有特权，更不要说允许蒙古人民自治或自决了……当身为国民党员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的消息传出，孙中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
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时间大家去看书吧。由此我产生一些认识和联想：不要被传统的历史描述和结论所左右，广泛阅读各个方面的相关资料，分析比较，换个角度看历史，就会得出一些新认识新观点新结论，就会发现历史是多层面的、立体的、鲜活的和有趣的。
换个角度看历史，我们会对抗战中为什么蒋介石一定要打共产党？怎样看待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怎样看待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预期和台海关系？等等历史问题有个新的认识和理解。
国民党原来准备在1935、1936年，通过剿共的方法最终把共产党问题解决掉，留下很小的一部分收编。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对共产党开收编变成了改编。收编是要把整个的军队统统收到国民党的手里，由国民党派人，统帅，遣散大部分的共产党军队。改编是共产党保存了它的军队和政权，原来是苏维埃政府，现在换了国民政府，军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形式上出现了变化但中共掌握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承认了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地位，承认了蒋介石是全国领袖等等。所以这是为什么国民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中共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中共的兵力从抗战爆发时将近4万人，到38年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相反，国民党的战线、整个防御线在不断的往后退，统治区步步缩小。如果听任共产党的发展，等到抗战胜利之时，实际上国民党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这是导致1939年，蒋介石被迫出台所谓“妨共”策略的最主要动机。从1939年以后，他的妨共，不是反共，千方百计抑制共产党，不让共产党大规模发展，出台的很多限制共产党的措施，核心在“限制”。限制不见效果，只有打了，这才有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无论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成什么样子，当然应该服从我，不让你和我分庭抗礼，不能让你和我搞分封割据，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的压制共产党。反过来，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腐败，那么多的问题，你怎么能代表更多的民众？中国的未来应该由我来领导。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其实，究其根源，从两党20年代接触之初，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两党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换句话说，都是把自己的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化，国民党相信只有他才能救中国，共产党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双方都有各自的理念，都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对的，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才是真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只要是反政府的犯上作乱、集会游行、罢工抗议、运动事件等在当时差不多是一个结局，就是被无情的镇压。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最后是暴力推翻现政府，实现政权的更替。这个过程遭殃的是百姓，所谓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相比之下，英国几百年来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还是值得推崇的。
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想起了南京大屠杀，想到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再看一下几张，这不是电脑合成的或加工过的，这是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照片。作者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向学生传输的中日亲善的场面，从而抹杀血淋淋的侵略事实和侵略本质。1955年第一批被释放的战犯修改教科书，提出大东亚战争史观，即日本打东南亚、中国，是要把它们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没有日本，就没有朝鲜东南亚等的发展。这种教科书几十年来一直有市场，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日本多数人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依据至少有两方面：一、换位思考，至今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祖辈或父辈出兵中国，是效忠天皇的爱国之举，让其承认先人的行为是侵略暴行，思想情感上还无法接受。二、重要的是日本的民族性格。二战后日本与德国在对待战争认罪态度的不同走向，除战后国际社会对两国处置程度不同，两国政权结构不同，地缘政治不同，战后两国国家危机程度不同等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是由日本民族性格决定的。
日本民族性格的特征第一是精神分裂症。他们既狂妄自大又卑恭屈膝，既忠贞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彬彬有礼又野蛮残暴。日本人见面便行鞠躬礼，很有礼貌，但却不尊重老人，打老婆天经地义。这种矛盾的民族性格使其没有是非标准，没有价值观念，别人不如他们时他狂妄，比他强时他屈膝，很难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日本人不可能向自己曾经侵略过而当前又比自己弱的国家，低头认错。第二是团队精神。因为地域狭小，故日本人很容易抱成一团。被称为樱花精神的日本团队精神，造成日本国家利益至上。这种团队精神特别强调集体荣誉、集体脸面，个人的天良服从于集体的完美利益，因此日本人才会在强调国家脸面，民族自尊的旗帜下，丧失道德天良，否认侵略，集体不认错。第三是情绪化。日本人的情绪化，造成了日本人的盲从性判断什么是非，不是根据标准，而是从众而行，日本人的漫画多，是其盲从性的表现，看漫画就可以不思考，被人牵着走。一个右翼集团出来为战争翻案，日本全国上下跟着吆喝，很快形成否认侵略的社会大环境。
从连胡会开始，两岸中国人和世界人民一道再次见到了国共握手的重要历史转变。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迎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团时，以风云变幻、雨过天晴来形容过去八年的两岸关系；国民党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现在又重新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从敌对斗争，走到善意合作，过程也堪称风云变幻。
站在时代的角度看国共关系和自身角色的转变，看国共第三次合作预期是不乐观的。第一，中国国民党从李登辉开始逐渐在去中国化的浊流中堕落为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国民党，现在马英九已喊不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豪言壮语了。台湾似乎就是一个偏安小朝廷般让这位新主人感到心满意足。而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也不可能用过去的排山倒海般战争的威力对国民党进行教育。这种马拉松似的交流进程虽然充满善意，但是统一大业就会成为长期更长期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而国民党最终会从与民进党的政治博弈中学来的花拳绣腿与共产党来周旋，政党轮替必将成为他们的主张和要价。第 二，除非有意外的国内国际上的重大变化，国共两党还找不到第三次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现实依据。千万不要认为台湾人民和我们的想象一样，主张台独的阿扁上台执政八年，那是台湾人民民主的选择。而当今的小马哥，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是要遵守其党章的，去年国民党修改了党章删除原有的"统一"字眼。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走向独立，这个趋势甚至是短期内无法逆转。我们的媒体称「一小撮台独分子不代表广大的台湾人民」，千篇一律就像和尚念经一般，真是令人发笑。第三，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认识到维持台海现状更现实。马英九“5.20”就职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论述，北京的反映是给予正面评价的。马英九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出发点，主张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这就是马英九的”独台“中共深知，眼下”和平统一“还只是个号召。中共可以接受”独台“（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现状）但绝不会接受”台独“（改国号为”台湾共和国“）。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首度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写进党正式文件。显示中共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台战略战术，核心就是"和字当头、反独不退让"、"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原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讲：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的基本元素归纳起来一是坚定，二是稳健，三是同胞情。坚定是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强决心，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毫不妥协，对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的不折不挠。暂时无法统一可以继续努力，但搞分裂是绝不允许的。稳健指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大局、中国全局和民族长远利益的大背景下考虑，稳健、务实地推进两岸关系，逐步推动和平统一进程。大陆方面立足于首先壮大大陆自己、把大陆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于创造解决台湾问题的内外部环境，以便在对两岸同胞根本利益最有利的情况下来解决台湾问题。 同胞情指央强调要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强调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就会进行百倍的努力。大陆方面理解台湾同胞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一些消极看法，在制定对台政策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台湾同胞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
由此分析，两岸统一，还要假以时日，希望我能看到统一的那一天。接触过几个台湾来的学生，他们曾问我“大陆为什么一定要统一我们？”“怎样的条件下可以统一？”显然，传统的空洞的说教对他们没什么效果。我看现在我们的政策就很实事求是，维持台海现状，共同发展，首先做好自己的事，等我们的经济实力足够强大，我们的政治民主化足够高，两岸的政治经济落差很小时，台湾问题解决才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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